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張之洞的成事之道

2017-6-1 10:45| 發布者: 一個人的房間| 查看: 2965| 評論: 0|來自: 滄州日報

摘要:  公元1881年(清光緒七年),張之洞得授山西巡撫,開始了其仕途新階段,也實現了從上疏言事的清流健將到封疆大吏、洋務巨擘的角色轉換。在此后的二十幾年中,不論是任主政一方的巡撫、總督,還是入參軍機、位極人臣 ...
 公元1881年(清光緒七年),張之洞得授山西巡撫,開始了其仕途新階段,也實現了從上疏言事的清流健將到封疆大吏、洋務巨擘的角色轉換。在此后的二十幾年中,不論是任主政一方的巡撫、總督,還是入參軍機、位極人臣,張之洞均夙興夜寐,宵衣旰食,勵精圖治,在清末的政治、經濟、教育、軍事等領域都留下了赫赫實績。雖然在今天看來,張之洞的思想與作為不乏歷史的局限,但當我們以“知人論世”的態度,以歷史的同情的目光,回歸歷史現場,會看到在晚清“舉步維艱,外患日棘,民窮財盡(張之洞《遺折》)”的惡劣客觀條件下,張之洞最大限度地發揮了主觀能動性,完成了興實業、辦學堂、修鐵路、練新軍等一系列開創性的壯舉,對中國近代社會產生了重大影響。張之洞曾如此言說自己的督粵五年:“無日不在荊天棘地之中,大抵所辦之事皆非政府意中欲辦之事,所用之錢皆非本省固有之錢,所用之人皆非心悅誠服之人,……然所辦各事亦頗有睹成功者,真徼幸也。”(張之洞《請開缺回籍調理折》)其實,這又何嘗不是對他整個出京為官任事生涯的總體描述。不過,有所不同的是,他的成事絕不因為僥幸,而是其公忠體國的人生信念、通權達變的實踐智慧、知行合一的行動能力,三者相輔相成合力而為的結果。
  張之洞出生于官宦之家,五歲即入塾求學,受業師皆一時飽學大儒,十幾歲即遍覽經史子集,時任知府的父親張瑛也注重在儒學根坻上培養他。據胡鈞《張文襄公年譜》記載,張瑛“訓子以‘儉約知禮’為宗,過庭授學,多乾嘉老輩緒言”。張之洞從小受到的是最正統的儒家教育,儒家積極入世的人生態度,誠心正意、修齊治平的人生理念深深地植根于他的心底,這為他一生的思想打下了基調,影響和制約了他終身的選擇和作為。張之洞病危之際曾對子孫言:“我一生做人,志在正字、公字,公忠體國,廉正無私,我可自信。”(《張文襄公辭世日記》)回望張之洞的仕途,可證此言不虛。他懷著建功立業、名垂青史的宏大理想,持著圖富強、尊朝廷、衛社稷的堅定信念,投身于漢陽煉鐵廠、湖北槍炮廠、織布局、蘆漢鐵路的興建中。正是這樣的理想和信念,蕩滌了人性的卑微,使他潔身自好,清正廉潔,形成一種強大的人格力量,為做事、成事積累下了社會資本,贏得了話語權,踐行了“其身正,不令而行”“修己以安人”的先儒教誨。同時,這樣的理想和信念也激發出他頑強的勇氣和毅力,讓他去沖破一道道難關,克服一個個困難。“欲為圣朝除弊事,敢將衰朽惜殘年”(韓愈句),可謂張之洞的心聲。
  張之洞雖以儒學立身,但他絕不是一個抱守殘缺的腐儒。“作為一個敏銳而富于歷史感的思想家,張之洞對于自己所處的時代,有著獨特的觀照角度和結論,這正是他作為政治家謀身行事的依據。”(馮天瑜《張之洞評傳》)他在《勸學篇》中言:“今日之變,豈特春秋所未有,抑秦漢以至元明所未有也。”面對如此巨大變局,張之洞較為清醒地意識到了中國傳統社會的不足和弊端,不僅在宏觀上倡導“中學為體,西學為用”,積極吸取西方科學技術軍事教育等方面的長處,開始了“衛道”與“開新”的二重奏,而且在微觀行事上,也因時因地制宜,進退有據,通權達變。從其督辦修建蘆漢鐵路的過程可見一斑。鐵路在中國的出現是一個艱難的過程,中法戰爭后,總理衙門總算把修鐵路提上了議事日程,但朝廷內外各派又對具體路線爭執不休。在眾說紛紜、鐵路遲遲不能動工之際,張之洞提出了自己的意見:立即修筑自盧溝橋至漢口的蘆漢鐵路。這一構想成功避開了頑固派為阻止修路而設置的種種障礙,又為京師內主持朝政的醇親王奕?提供了絕好的轉寰之階,且本身規劃周詳,切實可行,所以很快被朝廷采納。繼之,他又多方謀劃,終于完成了此“他人不愿為,且不能為”之大業。(此事參見馮天瑜《張之洞評傳》)張之洞曾告誡天下士子:“蓋不讀書者為俗吏;見近不見遠,不知時務者為陋儒。”(張之洞《輶軒語》)其實,他儒臣能吏的形象已為士人們樹立了很好的參照。
  雖然傳統中國很多政治人物皆書生出身,但書生意氣不同于政治器識,二者之間隔著一道溝壑。政治器識大抵包括:觀察事物的敏銳眼光,判斷時事的深刻洞見,處理人際關系的練達與胸襟,知行合一的行動能力。如果說翰林院諫官時期的張之洞還不免書生的空疏和迂闊,其后任疆吏重臣則展現出了高超的政治器識,特別是一改坐而論道的空談習氣,變為起而行之的實干家。“可言不可行,即有大言正論,皆蹈唐吏所譏‘高而不切’之病。”(《輶軒語》)這段話是他對士人的教導,也可看作他的自誡。督鄂近二十年的洋務實績便是其知行合一最有力的明證。在他精衛填海般的努力之下,原來并不發達的湖北,一躍而為晚清全國最重要的機器工業中心之一,鋼鐵工業、軍火工業在當時的東亞也居領先地位。就連日本名臣伊藤博文(1841-1909)也贊其為中國“第一能辦事之人”。張之洞將“矢抱冰握火之志,持危扶顛之心,冀挽虞淵之落日”(甘朋云序《張文襄公年譜》)的信念化為了強有力的行動,在清末的政治舞臺上主演了一幕氣勢恢宏、跌宕起伏的大戲。
  通觀張之洞一生,其為人處世或有可議之處,但作為一位“為時勢所造,又深刻影響時勢”(馮天瑜語)的歷史人物,他確乎給我們這個國家和民族留下了豐富的遺產。這份遺產既包括物化形態的,如京漢鐵路,也包括觀念形態的,如我們這里所談的成事之道。他曾稱自己的那些興利除弊之舉為“儒術經常之規”,隨著環境的變遷,那些具體的措施或已失去了價值,但術已逝,道可鑒。其成事之道對今天的我們,在世界觀和方法論意義上仍具有啟示和參考。張之洞在《輶軒語》中正言:“扶持世教,利國利民,正是士人分所應為。宋范文正、明孫文正,并皆身為諸生,志在天下。國家養士,豈僅望其能作文字乎。”他用自己的所作所為回答了在逆境中如何善做事、做成事;回答了什么才是士人應有的樣子,特別是在家國危困之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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